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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

发表时间:2020-06-29 08:59:00  来源:野望文存  浏览:次   【】【】【

作 者 信 息

白 雪,关逸民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不动产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7)

【摘要】基于2007~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所含城市及地区的人口和经济指标,采用不一致指数、人口-经济弹性、重心及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关系、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研究发现:①大多数年份广州市和深圳市的人口-经济不一致指数小于1,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经济不一致指数远小于1;其他7个城市该指标大于1,人均贡献率较低。②大湾区人口-经济弹性呈现“先升后降-平稳发展”的发展态势,全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对协调,但存在一定程度地域分化。③大湾区人口和经济标准差椭圆都是呈现出东南-西北方向,前者变动范围大于后者,经济空间格局基本稳定。④大湾区地理重心位于广州市和佛山市的交界处,人口和经济重心位于地理重心的东南侧,移动方向分别是向东北和西北,经济重心的移动范围更大。⑤区位差异、发展政策、交通壁垒、人口流动障碍等是大湾区人口-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关键词】不一致指数;人口-经济弹性;标准差椭圆;重心;粤港澳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86(2020)02-0068-07

引文格式:白 雪,关逸民.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J].地理信息世界,2020,27(2):68-74,80.


正文

0 引 言

人口集聚和经济增长是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人口转移和经济繁荣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人口转移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经济增长也会对人口转移产生吸引或排斥的驱动。在统一市场和要素无障碍流动的前提下,区域人口和经济分布会在空间上趋于一致,代表着两种要素的同向流动和协调发展。国外部分学者认为,在要素非短缺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可以吸引人口流入,而人口膨胀又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如亚当·斯密、马歇尔及库兹涅茨等人认为人口增长是经济繁荣的象征,两者之间的互动是良性循环,并从人力资本集聚、技术进步推进、规模和集聚经济效应累积等方面发现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自20世纪中叶以来,许多学者更多关注人口迁移是否可以减少经济差距。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学术界称之为“转型之谜”。

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日益深入,研究方法越来越转向对空间测量模型的应用和整合。徐建华等对比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的人口与经济重心空间演变。此外,封志明和蒋子龙也相继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向云波等分析长江中游城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关系,发现人口集中与经济积累之间存在较弱相关性,偏振效应在省会中心地区具有重要意义。闫东升在探讨长江三角洲人口和经济结构演变,认为两者空间分布显示出平稳的核心-边缘状态。王胜今等探讨中国人口与经济集聚的空间一致性。常瑞祥等认为经济集聚与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密切相关,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本质是经济集聚程度发生变化。另外一些文献的研究尺度为省级单位,如蒙莎莎等研究山东省地级市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差异,认为两者存在弱相关关系。杨超等认为影响安徽省人口流动的因素在不同行政等级单元中存在较大差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流动人口存在显著影响。程谢君认为新疆人口迁移与经济差异之间并非单向影响关系,而是存在空间联动性。由此可见,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研究由定性描述过渡到定量分析,从研究方法到研究深度以及研究规模都有了突破和进展。当前,空间统计分析与GIS技术的应用,弥补了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扩大了人口和经济时空演变的研究范围。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九市,占地面积为5.6×104??km?,总人口为6 956.93×104人(2017年),是我国当前重要战略区域之一。该区域发展不仅为广东省和港澳地区提供深化合作的良好机遇,也为各市之间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区域合作、文化宽容、产业调整和区域利益共同体建设提供平台。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均出现爆发性增长态势,但地区之间差异在增量、增速上表现明显,空间格局从“小集聚、大分散”转向“小分散、大集聚”,从“中心-腹地”模式走向“枢纽-网络”模式。在当前研究中,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方面文献较多,较少考虑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演变。基于2007~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和经济指标,分析该地区人口和经济空间格局和演变轨迹,探讨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空间耦合状态,打破要素流通壁垒,对于实现大湾区人口和经济要素流动的“平权效应”,提高整体均衡意义上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 

为更直观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各市人口与经济分布的均衡情况,构建人口地理集中度与经济地理集中度的比例,即“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不一致性指数(BYZit)”,计算公式为:

式中,popitpopt分别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内i子区域在t时刻的人口以及大湾区人口总量;同理,gdpitgdpt分别表示i子区域在t时刻GDP和大湾区GDP总量;BYZit越大表明人口占比越高,反之则表明GDP占比相对较高。BYZit值越接近于1说明人口与经济的空间演变趋势一致。依据自然断裂法将其分为三类,即经济集聚超前于人口集聚(一类地区)、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协调(二类地区)、经济集聚滞后于人口集聚(三类地区)。

2)人口-经济弹性 

人口-经济增长弹性能从总体规模上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增长变动对人口规模变化的影响程度,是某一地区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计算公式为

式中,Eii地区人口-经济增长弹性;△pop表示i地区某时期内人口变化量,pop表示地区人口量,两者比值是i地区某时期内人口变化率;△GDP表示i地区某时期内GDP变化量,它与经济总量GDP的比值反映地区经济增长率,该值越大说明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大。

3)重心分析法

区域重心是指在区域空间上所有力量对比能够维持均衡的点,该分析方法主要是确定区域重心空间区位及空间移动方向与移动距离。通常假设研究区域包括n个子区域,各子区某种属性数为pii子区域地理中心坐标为(xiyi),则该区域某种属性的重心坐标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子区域数量;xiyi分别表示各市地理中心经度值与纬度值;如pi的属性值分别赋予区域面积、人口数量和地区生产总值,重心(xy)则分别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重心、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

4)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属于空间格局统计分析方法,着重于揭示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全局特征,其基本原理是在空间上分析所述离散点集上形成一个椭圆,以确定所述离散点集的离散趋势。椭圆大小反映空间格局总体要素的集中程度,旋转角表示要素空间分布的主要方向。标准差椭圆(C)可以揭示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全局特征,识别中心位置变化与移动方向等,计算公式为: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包含的地级以上城市和特别行政区为研究单位,所需数据包括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其中,属性数据中的指标来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08~201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统计处网站、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网站,个别数据取自各市统计年鉴。空间数据全部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1:4 000 000数据库,含各区域行政区划图和地理重心的经纬度坐标。

2 研究结果

2.1 不一致指数

2007~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市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指数见表1。代表2007年、2012年和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空间分布如图1所示。

1 2007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市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指数

Tab.1 Inconsistent indexe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20072017

1 20072012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指数

Fig.1 Inconsistent indexe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istribu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2007, 2012 and 2017

图表显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指数相对稳定,空间格局变化小,且大多数城市都属于二类地区,即经济集聚和人口集聚相协调。大多数年份广州和深圳市不一致指数小于1,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说明这两个城市经济总量占比较高,即经济规模和人均经济贡献率较高。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不一致指数都远小于1,说明两地经济占比远大于人口占比,人均GDP和经济发展程度高于其他城市。其他城市该指标大于1,人口占比大于经济占比,人均经济贡献率相对略低。2007年和2012年各类地区所涵盖的范围基本一致,一类地区只有香港和澳门,三类地区有肇庆、惠州和江门市,其余城市为二类地区。2017年,除港澳外深圳市晋升为一类地区,惠州成为二类地区,三类地区仅剩两个。

由此可见,一类地区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深圳市,属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核心区,这些地区经济集聚大于人口集聚的原因有:一是该地区产业结构处于较高层次,人均资本占有和技术水平较高,因此人均经济贡献率高,可以较少劳动力占比创造出较高的经济总量占比;二是由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地区的特殊性,人口流动壁垒高,其他地区劳动力难以流入,因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维持该地区较高劳动力产出率和回报率,不至于因为劳动力大量流入造成边际效益递减趋势。二类地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珠江口周边城市,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基本持平,处于健康发展状态。三类地区主要包括个别外围城市,这些城市经济发达水平相对落后,经济增速相对缓慢,人均经济贡献率相对低。总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呈现出“中间强、两翼弱”的发展局面,核心城市经济集聚作用趋强,但对人口的拉动效应有限,即区域内人口流动的经济导向性偏弱;非核心区城市之间“同群效应”明显,即相似发展水平城市之间存在发展途径和结果趋同。

2.2 人口-经济弹性

2007~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市人口-经济弹性见表2。

2 2007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市人口-经济弹性

Tab.2 Population-economic elasticit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07 to 2017

表2显示,2007~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市人口-经济弹性基本都小于1,整体呈现“先升后降-平稳发展”态势,并存在一定程度地域分化。2008~2010年,人口-经济弹性出现“激增急降”趋势;自2009年开始,人口-经济弹性总体快速上升;2014~2017年,人口-经济弹性出现差异化变动,部分城市出现负值,即人口和经济增长出现反向变化。分地区看,大湾区经济核心区如广州、深圳市人口-经济弹性变动在0.2~0.8区间内,即GDP每增长1%,人口增长0.2%~0.8%,与整体走势基本相似。江门、惠州、珠海、中山、肇庆、佛山市等人口-经济弹性维持在0.02~0.4中等水平。此外,随着广州和深圳市经济总量不断增加,逐渐超越香港的经济规模,后者经济地位受到影响,出现略微下降态势。值得注意的是,东莞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经济弹性在2015年出现负增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在2008年、2009年、2012年都出现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当年其经济发展增长率出现负值或基本维持不变,而人口却随着正常速率增长,导致人口-经济弹性呈现负值。

由此可见,大湾区各地经济增长幅度基本上都快于人口增加幅度,原因在于:一方面该地区在全国来看属于经济发达区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增速趋快;另一方面在于相对来说人口流动的限制因素较多,较高的流动成本使得人口增长时滞性更强。时间序列上来看,人口-经济弹性出现整体波动态势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经济不景气对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出现减弱,经济回升对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能更好地得到体现。核心地区即广州和深圳市的人口-经济弹性更大,说明越发达地区人口吸引力越大,主要原因在于该地区就业机会多带来的劳动力需求激增外,还在于城市规模经济优势使得生活配套设施更加完善,产生的人口集聚效应更强。两翼边缘区城市人口增长潜力和吸引力相对较弱。

2.3 标准差椭圆

为进一步探讨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和经济要素的空间特征,如中心趋势、离散和方向趋势等,利用ArcGIS 10.2计算大湾区人口和经济指标的标准差椭圆(距离阈值采用Z得分达到峰值的距离值)。代表2007年、2012年和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和经济标准差椭圆如图2所示。

2 20072012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和经济标准差椭圆

Fig.2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2007, 2012 and 2017

图2显示,3个年份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分布标准差椭圆都呈现西北-东南方向,且范围变化较为剧烈。2007~2012年标准差椭圆面积增加,且移向西南方向,表明大湾区人口分布格局呈现分散特征,西南方向城市的人口集聚度增加;2012~2017年标准差椭圆面积收缩,大致回归到与2007年的范围重叠,人口分布重新集聚,东北方向城市人口集聚程度显出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分布标准差椭圆呈现出西北-东南方向,3个年份标准差椭圆的形状、位置和面积变化微弱,说明大湾区经济力量集聚空间格局较为稳定。经济标准差椭圆面积比人口标准差椭圆面积小。

由此可见,大湾区大部分人口主要集中在椭圆内的广州、东莞、深圳、佛山和中山市,原因在于这些城市原有人口基数较大,相关的人才引进和劳动力保障政策力度较大,人口机械增长率高;3个年份人口标准差椭圆变化较大,人口格局不稳定,一方面来自于不同城市的人口吸引力差异;另一方面与近年来广东省产业升级和转移带来的人口迁移有关。经济指标的标准差椭圆比人口标准差椭圆的面积小,说明经济要素和经济规模的集中程度更强;椭圆更偏向东南方向,椭圆内主要包括广州、东莞、深圳、中山等,即这些城市始终占据大湾区经济总量的绝大部分,是经济的“增长极”,印证大湾区经济空间分布状态基本稳定,各地区之间发展差异较难撼动,其中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城市具备的强大集聚经济效应及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

2.4 重心空间演变

为便于对比分析2007~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空间位置和演变轨迹,将两者放在同一底图中,如图3所示。

3 2007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空间分布及移动轨迹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move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20072017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重心坐落在东莞市和广州市交界处,移动方向是向北、向东,总移动距离2.21km;2007~2012年重心向北移动,移动速度加快;2012~2017年重心移动变化非常微小,人口迁移速度与方向均无明显变化,格局保持稳定。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重心处于深圳、广州和东莞市的交界处,逐年向西北方向移动,总移动距离15.93 km;2007~2010年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且移动速度不断加快,说明西北方向城市经济增速相对快,东南方向城市经济增速相对放缓;2011~2017年重心继续大体向西北方向移动,但速度减慢,经济空间格局基本稳定。

由此可见,①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都位于广州市和东莞市的交界处,位于大湾区地理重心(以面积为权重计算)东南侧,说明人口和经济要素集中偏向于东南方向城市,这与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和区位条件密切相关,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很难改变的局面。经济重心更远离地理重心,说明经济指标相对于人口数量来说更具有东南偏向性。②人口重心虽然移动幅度微小,但也呈现出向北、向东移动趋势,说明虽然深圳、广州每年新增人口数量较大,但增长率并没有明显优势,东北部城市人口增长率也较为乐观。广州、深圳两市并没有对周边城市产生明显的“虹吸效应”,成为人口的突出增长区域,而是与其他城市形成良性互动的空间正外部性。③经济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地理重心,说明虽然珠江口两岸城市经济集聚度和规模更大,但是地均经济量逐渐趋于均衡,即西北方向城市经济增长率更快,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城市原有经济基数较小,增长空间大,增长率较高;亦可能是后发优势的作用,潜力较大。④人口重心更接近地理重心,说明人口分布的相对均衡性略强。人口重心位于经济重心东北侧,说明东北方向城市相对经济贡献来说人口数量更大一些。人口重心移动幅度明显小于经济重心,说明经济要素分布和增速相对差异更大,而地区之间的人口增长和流动存在一定程度的地理惯性和地域粘性,人口增长率差异变动小,因此重心移动幅度较小。

3 驱动机制探讨

3.1 区位因素差异

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及区位条件存在显著差异,有临港型与非临港型城市,即使同是港口城市也存在港口条件的巨大差异。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共拥有5个亿吨级别的大型港口,除此之外,中山、惠州、佛山等港口吞吐量均突破8 000t,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经济发展基础使得实力强劲的广州港、深圳港、香港港的航运国际枢纽与节点不断扩大,由此带动与辐射珠江口东西两岸,形成港口江河海联运、实力雄厚、合作紧密、分工明确的发展空间格局。已有的地理位置及区位因素差异导致湾区内各城市和地区发展根基、增长速度的差别,由此决定经济规模存量和增量的相对变化,以及人口导向和流动的聚集地域分化。

3.2 交通壁垒

粤港澳大湾区在交通上存在着自然障碍,即在河流入海口两侧缺少快速提升交通通达度的公共设施,来疏通市际之间的交通压力与流向。从已有的交通设施建设和交通网络可以看出,人口集聚高的地区包括广州、香港、澳门、深圳,分别位于珠江入海口的两侧与“喇叭型”入海口的中央,目前除了河运,主要依托虎门大桥,交通通达性低。即便当前港珠澳大桥已经建成通车,但是各方面的制度保障和链接设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没有充分发挥出效能。目前大湾区内两侧城市与地区主要靠铁路与高速公路相连,许多规划中的交通设施尚在建设中,因此两侧区域与经济核心区的联系渠道受限,空间摩擦成本对各种要素流动形成一定程度的壁垒,影响了经济要素分布的空间均衡性。

3.3 区域发展政策

区域发展政策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不仅在局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助推作用,也为整体区域带来发展机会。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率先落实到东南沿海区域,为深圳市提供了率先开放、经济腾飞的机会。一直以来,大湾区内各城市有差异性的战略定位、发展基础及政策侧重,形成以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为枢纽的核心区与人口聚集区,也决定了核心区域和辐射区域之别。2008年广东省政府出台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政策,经济发展方式和空间布局出现变化,这为辐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随后,广东省对属于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实行推动与扶持政策,使得省内整体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与变革。同时,核心城市的经济和人口基数较大并已处于相对成熟发展阶段,指标增速不再具备优势,导致经济和人口重心出现向西北或东北方向移动态势。

3.4 人口迁移障碍

区域间经济发展状态及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造成收入水平与人口引力的差异,而人口流动又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和支撑作用,两者之间应是良性循环,最后达到人均意义上的均衡。由于存在着地区间政策与制度壁垒,虽然各市均出台促进人口流动的措施,但是人口制度(人才吸引政策、落户政策、劳动力市场化水平、港澳特殊性等)仍对人口迁移形成一定障碍。由于港澳两地的特殊性,人口增长主要靠自然增长,而大湾区内其他城市人口增长主要动力还有来自于国内其他地区人口流入的机械增长,这对人口重心的位置和移动造成一定影响。

4 结束语

4.1 结论

基于2007~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所含城市及地区的人口和经济指标,采用不一致指数、人口-经济弹性、标准差椭圆及重心等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关系和空间格局演变。研究发现:①大多数年份广州和深圳的不一致指数小于1;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不一致指数远小于1;其他城市该指标大于1。大湾区呈现出“中间强、两翼弱”发展局面,核心城市经济集聚作用趋强,但对人口的拉动效应有限;非核心区城市之间“同群效应”明显。②人口-经济弹性呈现“先升后降-平稳发展”发展态势,全区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相对协调,但存在一定程度地域分化;各市经济增长幅度基本上都快于人口增加幅度,人口-经济弹性出现整体波动态势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③人口和经济标准差椭圆都呈现出东南-西北方向,前者变动范围大于后者;经济空间格局基本稳定,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较难撼动。④大湾区地理重心位于广州市和佛山市的交界处,人口和经济重心都位于地理重心东南侧,移动方向分别是向东北和西北,后者的移动范围更大,说明经济要素分布和增速相对差异更大,人口增长和流动存在一定程度的惯性和地域粘性。⑤区位差异、发展政策、交通壁垒、人口流动障碍等是大湾区人口-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人口分布与经济格局的小幅偏差,两者之间的不匹配是地区差距的一种表现形式,也会进一步影响到大湾区一体化进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自恰均衡,对缩小大湾区内发展差距和推进区域整体“平权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4.2 政策建议

1)打破人口迁移壁垒。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及地区应通过政策调整减少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推动区域内和区际间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合理化。核心区域的城市应在可持续发展及人口承载力范围内,有效吸纳更多人才和劳动力;两翼地区的城市即经济较薄弱地区积极采取措施规避核心城市对人口和劳动力的虹吸效应;逐步改进区域和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政策,加强劳动力市场化配套机制建设和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各城市之间和城市内区块之间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平等化,为人口吸引和迁移提供疏通机制和支撑平台。 

2)提升交通通达度。交通网络是经济资源和人口要素实现充分流动和平权效应的基础保障,完善大湾区铁路骨干网络以及城际铁路的建设,加快深中通道、虎门二桥等跨江基础交通建设,形成以珠江出海口两岸城市为核心的三角形结构,并构建延伸两翼的交通网络,有利于减少大湾区要素流动的空间成本。构筑快速交通网络,消除交通末端,构建多种形式交通方式的有效链接,降低大湾区交通网络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3)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合作的制度优势,消除阻碍资源流动、市场互动、产业整合、优势互补的体制障碍,促进和疏导要素流通,合理拓展和优化市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模式不断推向深入,使得区域之间的空间正外部性得到充分发挥。统筹各城市进一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城市和地区之间的顶层设计策略、产业互通合作、社会联动互动、空间溢出转换等方面向“良性竞争”的倾向进展。在区域内和区域外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范围和力度,发展核心城市的桥梁和平台作用,整体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全球区域创新中心。

4)探索创新性政策。积极拓展大湾区劳动力市场的开放性,扩展劳动力的就业选择空间和社会互动,鼓励港澳与内地居民的互通融合。依法支持并鼓励港澳居民在内地担任企业事业单位的相关职务,承担有关工作,拓展港澳居民工作范围与空间,将有利于大湾区人口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缩小城市和地区之间人均贡献率差距。推进投资便利化,鼓励港澳两地企业在大湾区内增加投资力度。对资质要求、投资比例、行业限制等条件逐步放松;扶持符合要求的港澳创业者在大湾区投资,推动粤港澳三地投资贸易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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